早熟的“总体战” 战前德国的军事准备
1935年，70岁的前德军总参谋部第一军需长（副总参谋长）、一战德国陆军的灵魂人物鲁登道夫出版了他这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总体战》（Dertotale Krieg）。全书开篇提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观点：流行已有近一百年之久的克劳塞维茨经典战争理论即将被颠覆；未来的世界大战将不再是以军事手段追求有限政治目标的行动，而是一个个巨型民族共同体为维持生存而进行的全面、绝对的斗争。因此，在下一场战争爆发前，德国必须将其政治结构、经济产业、社会面貌和民众心理改造为适于达成最大军事效能的形式，特别是在精神、经济和军备上做好实施“总体战”的准备，才有迅速获胜的希望。德国的胜利须依靠其军队在决定性会战中的胜出来取得，但动员和装备这支军队却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必须置于一切目标之上。
鲁登道夫
同年3月16日，德国正式宣布“再武装”。自1920年《凡尔赛和约》生效以来始终被限制在10万人规模的国防军（Reichswehr，直译为“帝国防卫力量”）被重新命名Wehrmacht（直译为“防卫军”，按约定俗成仍简称作“国防军”），总兵力将扩充至不少于36个师，同时征兵制、总参谋部体制、装甲部队和航空兵也得以全面复兴。
不过，和鲁登道夫设想的完美状态相比，第三帝国实际的军事准备状况远远称不上理想。由于滥用赤字手段、缺乏有效的军种间协调以及战争提前爆发，德国在年产飞机、船舶的数量方面始终落后于英国，甚至也不及尚未进入动员状态的苏联。但通过对日常经济的军事化改造以及提前启动大规模军火生产，德国比英法早2年左右进入军工产能的高速增长期；这一增长将在1941年达到顶峰，随后因总体规模不足和原材料短缺逐渐下滑，而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在那之前就赢得他的军事冒险。1940年的那一次，他成功了；但在1941年，他孤注一掷地向东进军，陷入与两个洲级大国的对抗中，最终败北。兴起于德国的“总体战”理论，最终也以德国的战败为例，获得了绝佳的验证。
爆发式扩军
纳粹党上台后，由于希特勒早早确定要同时实现对法复仇和征服东欧的双重目标，他在采购新装备和扩充军力方面甚至比将军们更加激进。1934年德国军费额度增加到了28亿马克，与法国相当。同年春，国防军秘密征召8万名新兵，开始以“特别训练营”的名义筹组坦克、自行火炮和化学战部队，并在第3骑兵师建制下组建了第1装甲旅的架构。未来的空军也以“发展民用航空”作为掩护，默默进行着技术和战略论证。实际上，在“再武装”正式实施前的1934年，德国的飞机产量已经达到了1968架，超过英法美三国之和。
进入1935年，“再武装”计划正式浮出水面。由于认定必须在西线常驻10个师以防范法国的入侵，希特勒在公布恢复征兵制的新《国防法》时，直接将陆军一线兵力“加码”到了36个师，并决定组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按照这一指示，战争部在同年夏天通过了“七月方案”，确定到1939年为止要将陆军一线兵力扩充到33个步兵师、1个山地师和3个装甲师，共70万人。到了1936年8月，整个计划再度被推翻，陆军的平时兵力被设定为32个步兵师、4个摩托化师、1个山地师、3个装甲师和3个轻型师，共83万人，在1939年10月前完成武装；战时状态下，一线兵力将进一步扩充至102个师、共360万人。
换言之，假使按照希特勒最初的估计，欧洲战争在1941年初爆发，则德国陆军要在7年内完成从18万人剧增到360万人的目标，而1914年一战爆发时第二帝国陆军的总规模也不过是210万人。更何况这还只是陆军的扩军方案，海军同样制订了在7年内新建6艘战列舰、8艘战列巡洋舰、2艘航母和近200艘潜艇的“Z计划”，新组建的空军则有意在1942年之前装备2万架飞机。这在财政、工业和人力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然而希特勒一旦下定决心，立即以不容置疑的强制力将计划推行下去：1938年初，他在一个星期内相继解除了战争部长布洛姆贝格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奇的职务，接着又接受了总参谋长贝克的辞呈，将质疑扩军方案的老派军人统统清洗出局。接着，战争部被直接撤销，由元首本人通过最高统帅部（OKW）向三军总司令下达命令：再也没有内部力量能阻碍德国的爆发式扩军了。
军工“总体战”
尽管历经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复苏，到纳粹党上台时，德国的制造业产能已经恢复到和英国相当的水平，粗钢年产量接近英法两国之和，但要迅速启动大规模军火生产依然存在诸多困难。德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只占全球总量的1%，整个工业系统的产能不及英法两国之和的40%，除去煤炭以外的关键战略物资几乎都依赖进口。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弗洛姆中将在1936年起草的一份备忘录认为：即使每年新装备的步兵师的数量不超过10个，德国储备的战略性原材料、燃料和外汇也将在两年内逐渐耗尽，整个国家宣告破产。
在执政的前三年，为了解决超过500万人的失业问题，纳粹政权一度在高速公路、运河、机场、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投入了数百亿马克的资金。但随着青年男性被分批征召入伍，以及军火生产负担的陡然加重，对工商业的大规模再投资几乎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殚精竭虑地榨取现有的全部产能。德国钢铁工业的年产量到1938年时已经超过2300万吨，占全球份额的26.5%，超过英国近一倍，在大国中仅次于美国。
早衰的征兆
评估德国备战工作的成效，必须注意到其突出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和布洛姆贝格、弗里奇乃至弗洛姆做出的悲观估计相比，希特勒的工作完成的可谓出色：德国的财政源泉和战略资源并未迅速枯竭，相反最大限度地完成了扩军、备战、动员人力的三重目标，并以开战初期的胜利作为验证。但另一方面，德国在经济和安全上的不稳定性都随着备战步骤的加速而不断扩大，早早暴露出了无法长期维持效率的痼疾。
这其中的首要问题，便是惊人的债务负担。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用于国防目的的直接支出高达516亿马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35.4亿英镑，超过英法美三国之和；在政府年度开支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占比中，军费已经攀升到了52%和17%。但军事工业并不是一项能持续创造经济回报和可观利润的行当：由于要优先满足本国的扩军需要，德国生产的军火和弹药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作对外出口，且赚取的外汇随即被用来引进铁矿石、石油、有色金属和橡胶，入不敷出。以至于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柏林和南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几乎都采用记账模式，以避免外汇和黄金储备流出。而对高速运转中的国内工商业，则采用征收重税、信贷“放水”和长期赤字的模式勉强维持。从1933年到1939年，年收入超过1万马克的德国国民须缴纳的所得税率一路飙升至13.7%，靠这种直接针对个人的盘剥和提高进出口税率，积累起了818亿马克的收入，加上31亿马克的印花税，构成政府的主要大宗岁入；其余341亿马克全都来自超发货币和借贷。
亚尔马·沙赫特，在希特勒政府中担任央行行长和经济部长
1935年之后，德国政府长期以赤字率超过25%的状态维持财政运转，甚至连养老金和社保基金也被投入到军工行业的扩张中。经济部长沙赫特因为自感回天乏术，在1937年底宣布辞职。此后德国的国债继续累积至600亿马克，而黄金和外汇储备已经缩水至6亿马克以下。甚至连希特勒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通过军备生产去刺激世界经济的做法，决不能在一个长时期里为经济安排奠定基础。”于是，他只好走向直接掠夺：对内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权，以取得超过60亿马克的额外进账；对外则直接吞并毗邻的弱小国家，攫取其领土、黄金储备、工业体系和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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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德國聯邦參議院（議會上院）正式批准了1000億歐元的特別國防基金法案，用於幫助更新和補充冷戰結束後多年遭忽視的德國軍隊的裝備，從而提升國家防禦能力。一天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新加坡召開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重申日本將在未來五年大幅增加國防開支。
鑑於德國和日本在二戰中的歷史，兩國的軍力建設引發國際關注，特別是中國和俄羅斯，他們用“重新軍事化”或是“重新武裝”這樣的詞彙試圖喚醒世界對這兩個國家的軍國主義過去的記憶。不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印太協調員柯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星期四（6月16日）說， 德國和日本都是“負責任”的現代民主國家，“遙遠的過去不會激活現代的擔心”。不過，也有人擔心，德國和日本軍力的增加最終會導致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創建的戰後秩序的終結。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促使德國作出迅速的改變
在德國聯邦參議院6月11日批准之前， 6月3日，德國聯邦議院（議會下院）以567票贊成，96票反對，20票棄權通過了這項關於特別國防基金的憲法修正案。這項國防基金將主要用於購買大型軍備。其中大約410億歐元將用於為聯邦國防軍空軍採購飛機。目前聯邦政府已經決定採購美國F-35隱形噴氣戰機，以替換現有的戰機；200億歐元用於添置數字無線電設備以及將聯邦國防軍衛星送上太空以實現軍隊通信能力現代化、保障網絡安全。此外，190億歐元和160億歐元分別用於海軍和陸軍裝備的採購等。
面對德國的軍費增加，美國印太協調員坎貝爾說：“德國新政府以負責任的方式應對烏克蘭悲劇，他們的深入對話、與跨大西洋夥伴根本接觸、與美國的密切夥伴關係，以及在增加國防開支上展示的透明和負責任，無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的，這一切來得很快，但事實是歐洲的現實需要像德國這樣強大的民主國家做更多事情，這一點是明確的。所以，我認為這是完全合適的。我認為德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我認為遙遠時期的記憶不會激發歐洲的現代關注。日本也是這樣的。”
他是在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舉辦的年度安全年會上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出的如何看待德國和日本的軍費增加時，作出上述表示的。
有了這項特別國防基金，德國將從由全球軍費支出排名第7的國家，成為僅次於美國和中國的第三大軍費開支大國。這項額外投資還將確保德國迅速彌補此前的不足，達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2%的國防開支目標，即將GDP的至少2%用於國防。用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的話說，該基金令德國軍備開支出現“量子級飛躍”。
自二戰結束以來，德國，特別是西德，對發展軍事力量一直較為克制。 1990年冷戰結束、東西德合併後，德國更是將國防軍人數從50萬人削減到了20萬人。 2010年以後，德國繼續縮減軍費開支，取消義務兵役制，目前德國軍隊人數只有18.37萬人，裝備也不齊整。德國軍方去年12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德國軍隊“幾乎在所有領域都缺少裝備。”儘管2014年德國向北約承諾將提升軍費至國內生產總值2%，但一直未落實，還遭到了北約盟友的抱怨。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和特朗普都曾批評德國沒有為北約的集體防禦開支承擔公平份額。
但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改變了一切。 2月27日，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的四天後，朔爾茨宣布，這是德國外交政策的“轉折點”。德國不僅打破不向衝突地區提供武器的慣例，向烏克蘭提供武器，而且還提出更新和加強軍隊裝備的計劃。朔爾茨相信，“德國很快將在北約框架內擁有歐洲最大規模的常規軍隊”。他說，此舉不僅會大大加強德國的安全，也會顯著加強盟友的安全。
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後，德國已經積極行動起來。德國軍工企業，包括空中客車集團、萊茵金屬集團、蒂森克虜伯船舶已開始多班倒生產。德國和法國還著手研發新一代裝備，比如隱形戰機。在4萬人的北約快速反應部隊中，德國打算派出1.37萬軍人。另外，德國還準備在2025年為歐盟提供一支快速的軍事反應部隊。德國目前還向羅馬尼亞派出了戰機，向立陶宛調派了350名士兵和100輛軍用車輛。未來，德軍還可能出現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德國總理朔爾茨6月7日表示，德國將加大軍事投入以加強對北約東翼的保護。
除了美國之外，德國的改變得到其他北約盟友的歡迎，特別是中歐和東歐國家的歡迎。總部設在德國柏林的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布魯塞爾辦公室和平、歐洲軍事化及安全項目的負責人阿克塞爾·羅伯特（Axel Ruppert）告訴美國之音： “中歐和東歐成員國長期以來一直擔心俄羅斯的侵略，並要求德國加大努力，使其軍事實力配得上其經濟領導地位。對於其中一些國家而言，德國向更強大的軍事力量邁進也意味著為共同防禦和抵禦俄羅斯侵略提供了更有力的保證。”
其實，不僅德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久後，比利時、羅馬尼亞、意大利、波蘭、挪威和瑞典等國都承諾將增加國防開支。
擔心“今日烏克蘭可能是明日東亞”，日本也著手加強國防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也令遠在東亞的日本作出了改變，日本擔心“今日烏克蘭可能是明日東亞”。 6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香格里拉對話會開幕晚宴上表達了這樣的擔憂。他表示，台灣問題可能會對東亞地區的和平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他明確表示，日本計劃採購反打擊武器裝備以防禦潛在的襲擊。
也是在這個對話會上，岸田文雄重申，日本政府將在今年年底制定新的國家安保戰略，並在未來5年內從根本上加強日本的防衛能力。為確保實現這一目標，日本將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在此過程中，日本不會排除任何選項，包括擁有“反擊能力”。 5月23日，岸田文雄在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後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就已經表示，日本當局決定“大幅加強”本國的軍事能力並大幅增加國防預算。
美國印太協調員坎貝爾對日本的改變“深表感激和欽佩”。他說：“日本一直以來堅定地致力於亞洲的和平與穩定。謹慎地參與國防和安全事業並負責任地參與印度太平洋事務。美國完全相信日本會做出正確決定，全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日本不僅在加強國防，而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日本都在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氣候外交、在東南亞等。當美國希望與印太地區志同道合的國家開展更多合作時，日本已經準備好。”
美國傳統基金會東北亞問題高級研究員布魯斯·克林納 （Bruce Klingner）告訴美國之音，日本早就應該持續提升自衛隊的能力了，美國一直以來也在敦促日本為了自身和區域安全這麼做。他說，在台灣海峽以及北韓核問題上，美國都需要日本的支持。
他說：“最近日本官員在可能介入台灣突發事件上做出了強烈的聲明，日本也是朝鮮半島防禦的關鍵組成部分。因此，日本不斷提高其能力，是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在尋求的。南韓也應該更感到放心。如果不能進入日本基地，或者日本能提供保護海上通道暢通以及在反潛戰時航道暢通的能力，美國就不能捍衛朝鮮半島。”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日本擔心中國可能對台灣採取同樣的行動，日本國內要求將國防預算比重提高到佔GDP的2%的呼聲也一直不斷。 2005年，日本和中國的國防預算幾乎相同。現在，中國的國防預算是日本的五倍，預計到 2030 年將是日本的九倍。相比之下，在柏林宣布其 “外交轉折點”之前，俄羅斯的國防預算比德國高出18%。
除此之外，在執政黨自民黨內，要求修改已有75年曆史的本國“和平主義”憲法的呼聲也高漲。根據 "和平主義 "憲法第9條，日本在任何情況下都“放棄將戰爭作為國家權利、將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德國在烏克蘭戰爭後提出增加國防預算的做法也加速了日本的計劃。 6月7日，日本內閣批准了經濟財政管理改革方案，方案承諾將在未來五年內大幅提高國防預算。雖然沒有列出具體金額，但該方案目標將日本的國防預算提高到佔GDP的2%，也正是北約成員國的標準線。
岸田文雄在演講中暗指中國破壞規則，以武力或以實力改變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現狀。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也指出，“中國改變規則的時候，日本站在最前沿”。岸信夫在香格里拉的演講中將中國、俄羅斯、朝鮮列為“無視規則的主體”，並稱全球正處於“維護國際秩序的歷史性十字路口”。
除了要加強自身的防禦能力之外， 岸田文雄政府還加強了日本與美國、與美日印澳大“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中其他成員國，以及與北約的聯繫。岸田文雄計劃6月29日至30日出席在西班牙舉行的北約首腦會議。
中俄反對，大力渲染日、德二戰歷史
在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為德國和日本的改變表示歡迎的時候， 俄羅斯和中國發出了強烈的譴責聲。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瑪麗亞·扎哈羅娃 （Maria Zakharova）6月3日說：“我們認為這再次證實柏林正在走向新的重新軍事化道路。”“我們非常清楚這將如何結束。”西方媒體批評，俄羅斯的用詞是要故意喚醒外界對納粹德國1930年代使得世界陷入大戰的重新武裝計劃的記憶。
對德國的強軍計劃，中國的批評不是那麼強烈，主要是附和和轉載俄羅斯媒體的聲音。但是，對日本的強軍計劃，中國的表現很不一樣。中國媒體頻頻借專家之口說，日本增強軍力將釋放危險信號。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在岸田文雄演講前發表的一篇報道說，岸田文雄欲借烏克蘭戰爭以及中國海洋活動重新謀求軍事崛起，並試圖與北約聯手，“將給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亞太地區帶來潛在危險”。
中國也不失時機地提到日本在二戰中的歷史。 《新京報》6月9日的一篇文章說：“沒有人能篤定，一個重新武裝起來、不斷挑戰二戰史觀的日本，未來會不會再犯戰略錯誤挑戰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也沒有人能篤定，德國擴軍不會喚醒人們對二戰的慘痛記憶。”
在德國和日本國內，也有反對的聲音。德國左翼黨、選擇黨等在野黨對聯合政府為增加軍事預算而不惜修憲的決定就表示強烈反對。在特別國防基金法案上，左翼黨就投了反對票。隸屬左翼黨的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的羅伯特這樣告訴美國之音： “德國現在正在放棄涉及軍事和軍備時的謹慎立場，姑且不說這是否正確。這種謹慎不僅植根於德國公民對德國歷史的擔憂。現在，相當一部分人強烈反對德國的大規模軍力建設。”
在日本，也有相當的民眾不贊成修憲。日本共同社5月2日公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目前有50%的人讚成修改《和平憲法》第9條，48%的人反對。以右翼保守派前首相安倍晉三為首的修訂和平憲法的支持者認為，現有憲法與獨立國家身份並不相符。理由是《和平憲法》是由當時的佔領國美國強加給日本的。他們要求“自衛隊”應名正言順稱為國家軍隊。
在被問到該不該擔心日本和德國的二戰歷史時，美國傳統基金會東北亞問題高級研究員克林納說，不能讓上個世紀的歷史阻礙對現在的安全擔憂採取行動。他以南韓為例解釋說：“南韓一直專注與上個世紀的威脅，使得其國家安全不能免受今天北韓導彈的威脅。北韓導彈不受上個世紀歷史的影響。所以南韓像新總統尹錫悅（ Yoon Suk-yeol）所承諾的那樣，採取措施改善與日本的關係。”
南韓已經在採取措施。美日韓三國防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會議期間會晤，承諾加強三邊軍事合作，以恢復在首爾和東京雙邊關係惡化之前一直在進行的三邊軍事演習。南韓外交部長樸振（Park Jin）幾天前就《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表示：“希望與韓日關係得到改善一道，盡快恢復正常。”
克林納認為這些都是積極的信號，因為對美、日、韓三國來說，當前的安全威脅是北韓和中國。
未來的影響，美利堅治世會終結？
雖然德國和日本加強軍力的計劃還不能馬上兌現為軍力，但是，兩國的行動最終將對歐洲和亞洲安全秩序產生重大影響。有人擔心，這會最終導致響二戰以來的世界秩序的終結，即“美利堅治世( pax Americana) ”的終結。 “美利堅治世”是指在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延續至今的秩序。這個秩序由美國主導，世界相對和平，美國享有全球力量優勢。
歐洲外交關係協會創始人和會長、歐洲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分析家之一馬克·倫納德（Mark Leonard）6月13日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題為“美利堅治世的真正終結”的文章中說： “在短期內，這些轉變（德國和日本增加軍費開支）可能會促成西方的整合甚至復興。烏克蘭戰爭增加了德國和日本對美國的依賴，並促成冷戰以來前所未有的合作水平。但是，如果德國繼續走新的道路，而日本走上類似的道路，那麼相反的事情可能會發生，因為這兩個國家對美國的依賴度降低，與鄰國的聯繫更加緊密。”
他說，“美利堅治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日本和德國被人為地削弱了力量。他說，隨著德國和日本力量的加強，“美利堅治世”將讓位於更合作的區域安全秩序。他說，屆時美國將“不得不重塑其聯盟，將盟友視為真正的利益相關者，而不是幼稚的初級夥伴”。他說，這樣的轉變在短期內，在過渡期可能會讓華盛頓“痛苦和困難”，但從長遠來看，這些變化對全球秩序乃至美國本身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