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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是英國內閣中，主管經濟與金融事務之部長職稱，通常簡稱財相（The Chancellor）。財政大臣負責管理國王陛下財政部，職位相當於其他國家的「財政部長」。財政大臣一般被認為是四大內閣重臣之一，地位更是僅次於英國首相。

在一眾主要官職中，財政大臣是英格蘭與聯合王國兩地，歷史第三悠久的官職。此職最初職掌是管理國庫（Exchequer），而國庫在中世紀英格蘭時代則是負責收集皇家歲入的。直至近代，財政大臣除了主理財政政策外，還負責制定貨幣政策。不過，隨著英倫銀行在1997年取得獨立控制利率的權力以後，財相失去對這方面的權力。另外，財政大臣亦照管國王陛下政府部門內的公共開支。

角色與職責[编辑]

財政政策[编辑]

由於財相負責為各政府部門制定支出上限，所以能對各部門起一定的影響力。至於影響力的多寡，往往則要視乎那一位財相本人是否堅強有力、在黨內是否享有一定的地位，以及他與首相的關係等等。以白高敦為例，由於他本人在工黨的影響力，這或多或少使首相貝理雅在1997年上任時，便委任他當財相，而且執政10年以來一直也沒有將他撤換，這在過去的首相是少有的，從而使白高敦比其他同僚更具優勢。白高敦的例子反映財相已漸漸超越外相和內政大臣，成為政府內閣的第二號人物。

貨幣政策[编辑]

雖然利率的制定由英倫銀行負責，不過財相仍然對貨幣政策的制訂擔當一定角色。例如，他負責訂下通脹目標，而英倫銀行則要制定相應的利率以作協調。根據《1998年英倫銀行法案》，在貨幣政策委員會的9名委員中，財政大臣有權委任其中4名，這4名委任委員通稱為「外部」（external）委員。此外，他對該銀行的行長以及副行長的任免，起很大的影響力；而對於貨幣政策委員會另外2名委員的任免，財相亦保留了諮詢的權利 [1]。另一方面，《1998年英倫銀行法案》又賦予政府權力，在非常時期內指示銀行制定利率。不過此權力至今從未被運用過。

人事安排[编辑]

在國王陛下財政部，財政大臣之下設有4名屬政治任命的部長，以及一些常任公務員。當中，最重要的初級部長是財政部首席秘書，此職位是內閣的成員，以便他可與其他部門商討政府支出的細項，然後再把工作分發予財政部主計長、財政部財務秘書和財政部經濟秘書。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政府內還有兩個使用了「財政部……次官」（英文同樣是「Secretary」）字眼的職稱，他們分別是財政部政務次官和財政部常任次官。然而，這兩個官職皆不是財政部的部長。前者是政府在下議院的首席黨鞭，而後者則是財政部內的高級公務員。

財政大臣同時兼領第二財政大臣的職銜，此職銜使他有權往在倫敦唐寧街11號的官邸，至於隔壁的唐寧街10號，則是第一財政大臣（一個通常由首相兼領的職銜）的官邸。另外，一旦成為財政大臣，就會自動成為樞密院顧問官，可憑此取得「閣下」（Rt. Hon.）頭銜。由於現時上議院沒有權力處理與財政有關的草案，所以財政大臣一職只限下院議員出任。

紅色公事包[编辑]

傳統上，財相每次到下院發表預算案時，都會攜帶一個紅色的公事包。這個公事包通稱為「紅箱」，是政府官員傳送官方文件時所使用的。其實不少官員都有自己的「紅箱」，只不過因為財相每年在宣讀預算案前，都會在早上向傳媒展示載有預算案的「紅箱」，從而使他的公事包更惹人注意。最初的「紅箱」由威廉·格萊斯頓於1860年引入，而且一直使用至1965年，才被詹姆斯·卡拉漢以一個新的「紅箱」代替。卡拉漢的「紅箱」使用至1997年，才被白高敦再次替換。據了解，在威廉·格萊斯頓以前，「紅箱」的設計五花八門，而使用場合也與今日有不少差異，而「紅箱」的使用，相信可遠溯至16世紀晚期，伊莉莎伯一世在位的年代。

奥威尔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包含各类文学批评、诗歌、小说及讽刺新闻。《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為奥威尔的传世作品，他在书中以辛辣的笔触讽刺泯灭人性的极权主义社会和追逐权力者；而小说中对极权主义政权的预言在之后的五十年中也不断地与历史相印证，所以两部作品堪称世界文坛政治讽喻小说的经典之作，其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界。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新话”、“双重思想”等词汇，皆已收入英语词典；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奥威尔主义”、“奥威尔式的”等新詞，甚至成为日常通用語彙[7][8]。

由于历史上东西方的对峙，乔治·奥威尔的作品经常被视为反苏和反共的代名词，因而曾在苏联、东欧、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封杀。《一九八四》直到1979年才有简体中文版刊行，且出版初期被列为“内部读物”，只允许特定人群购买阅读，1985年允許大眾閱讀。

1903年埃里克·亚瑟·布莱尔生于英屬印度孟加拉管辖区莫蒂哈里[9]（今屬印度比哈尔邦東查姆帕蘭縣）一个政府下级官员的家庭，父亲理察·布莱尔（Richard Walmesley Blair）為印度总督府鸦片局副代理人，母親梅培爾·李莫桑（Ida Mabel Blair，Ida Mabel Limouzin）為緬甸木材商之女，具英、法兩國血統，家中育有兩女一男，家境并不宽裕，奥威尔自称家庭属于“中产阶级偏下(下層中產階級)，即没有钱的中产家庭”[10]。

1914年，11岁的奥威尔首次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篇诗作《醒来吧，英国的小伙子们》。

1917年，奥威尔依靠自己的努力考取奖学金，进入英国最著名的中学——伊顿公学，但他穷学生的背景使他备受歧视。早年的经历令他同情社会底层，呼唤平等和人性解放思想的形成和对极权主义的认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1927年，离开公职的奥威尔回到英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浪生活，在这四年里他辗转英国本岛和欧洲大陆，深入社会底层，先后做过酒店洗碗工、教师、书店店员和码头工人，但他的上层社会身份和在伊顿公学形成的贵族口音使他很难被底层社会真正接纳。不过这一段时期的经历仍然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压力和普遍的社会不公并且最终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奥威尔自己曾经提到“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

1928年至1929年间，奥威尔住在法国巴黎，写了一些无人愿意出版的小说。

1929年，退休金遭竊，在俄國飯館做事，並請倫敦朋友找尋工作。

1930年，回到倫敦。在坎特郡作採摘忽布（一種香料）的工作、家庭教師、或書店店員，不斷轉職。

1933年，以乔治·奥威尔的笔名发表第一部作品《巴黎與伦敦的落魄记》。

1935年，小說《牧師的女兒》（A Clergyman's Daughter），由高蘭茲出版社出版。

受比克托爾·高蘭茲之託，在一月去北部的雪非爾德、曼徹斯特、里斯、威根，等煤礦工業都市，觀察不景氣下的工人生活、失業情況。

同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经独立工党介绍，奥威尔成为几千名国际志愿者中的一员参加了西班牙共和军，支援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内战。他在阿拉贡前线待了近6个月，直到在韦斯卡被敌方狙击手打穿喉咙而不得不回国休养。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看到了加泰罗尼亚支持共和政府的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倾轧。接纳了奥威尔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被斯大林控制的共产国际认定为托派组织，斯大林下令消灭马统工党，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军中建立恐怖统治。奥威尔夫妇被视为“狂热的托派分子”，当然受到严密的监控。他的妻子爱琳的房间受到西班牙共产党民兵的搜查，他保存的一批资料也被抄走。更为可怕的是，在共和军内部，受伤的马统工党党员仍然遭到逮捕，甚至连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过，包括奥威尔本人也在撤退到巴塞罗那之后还遭受到共和军的追杀。权力与支配无所不在，不容存在任何个人意志的斯大林式极权主义反而使奥威尔更加坚定了对社会主义，或者确切的讲「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奥威尔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后来，奥维尔将他在西班牙的经历写成《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揭露了共产国际一些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谎言，这也是奥维尔的成名作之一。[11]

1937年，反映下层工人生活实况的报告文学《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发表。

1938年，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发表。因旧病復发，冬天到法屬摩洛哥疗养。

1939年，冬季后搬回英国。小说《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发表。

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旋赴伦敦，和妻子加入國防市民軍，积极投身从事各类备战支前工作。

1940年，评论集《鲸魚中》（Inside the Whale）发表。

1941年，奥威尔受雇于BBC从事有关战争的报道。评论集《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发表。

1942年，與哥爾等人執筆撰寫評論集《勝利乎? 既得權力乎?》

1943年，辞去BBC的工作，任工黨《论坛报》（Tribune）编辑。

1944年，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奥威尔写成了《动物庄园》一书，这本书成为奥威尔个人写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他的文字从单纯地关注底层社会的生活，转向了捍卫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1947年他为《动物庄园》乌克兰语版的序言中写道：“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确信，如果我们想使社会主义运动恢复生机，就必须得摧毁俄国神话。”此书早在1944年即写成，但遭到四家出版社拒绝，直到冷战来临。

1945年，辞去《论坛报》编辑的职务，任职随军记者，赴欧洲大陆，直到纳粹德国溃败。奧肖内西死于英国。

八月，《动物庄园》出版，顿时好评如潮。

1946年到1948年，旧病复发并恶化，辗转苏格兰数处疗养，并写作《一九八四》。

1948年，奥威尔写成了他的传世名著《一九八四》。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达到顶峰的可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思想自由是一种死罪，独立自主的个人被消灭干净，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受到严密的控制，掌握权力的人们以追逐权力为终极目标并对权力顶礼膜拜。《一九八四》出版之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