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现在在哪里

达赖喇嘛生活在一座守卫森严的院落里，在达兰萨拉(Dharamsala)郊外上城区(McLeod Ganj)的一个小山顶上。外人很少被允许进入他的私人住所，那座两层小楼是他睡觉和冥想的地方。但是外人不难猜测，从那里可以欣赏南部坎格拉山谷让人惊叹的美景，和北部喜马拉雅山巅的终年积雪。旁边一座寺庙里响着诵经声，周围的雪松林里不时传来乌鸦的鸣叫。在一天里，不论什么时候，都能看到年迈的流亡藏人，手持转经筒和念珠，再现着拉萨最著名的朝圣场景之一，即沿着17世纪修建的布达拉宫(Potala Palace)转经、磕头，那个有上千房间的宫殿是达赖喇嘛以前的住处，自1959年离开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要抵达赖喇嘛会见访客的朴素接待厅，你必须越过一道道森严的警卫线；因为担心国内外恐怖分子进行袭击，印度政府给达赖喇嘛提供了这里级别最高的警卫服务。访客通常要在接待厅等很久，才能听到他拖地而行的脚步声，看他被翻译和助手簇拥着走来。

我第一次看到达赖喇嘛是在1985年，在尘土飞扬的印度小镇菩提伽耶，他赢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四年之后的事。当时他在佛陀开悟之地以非凡的精力给一小群人解释晦涩难懂的佛经，他不看任何笔记，滔滔不绝讲了一整天。30年过去，在今年5月，我们的第一场会面里，我发现他依然高度敏锐，是个细心的聆听者，说话的时候会向你探过身来。当我向他问起突然增多的西藏僧人自焚事件，他露出痛心的神色。

“那是绝望，”他回答。但他强调，重要的是这些自焚者对汉人没有恨意，“他们也可以顺带杀死一些人，”他说，“但他们是非暴力的。”

然后他很快提醒我，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责任，结束了一项延续四个世纪的传统，依照该传统，达赖喇嘛会同时担任西藏的政治权威和精神领袖。现在，作为他进行的民主改革的一部分，一位选举出来的流亡西藏政府领导人负责处理世俗事务；他还负责处理外交和地缘政治事务。“我现在关心的，”达赖喇嘛说，“是西藏文化的保护。”

他告诉我，他不反对现代化。比如，从中国东部海岸通到西藏的高海拔铁路，可以给西藏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它是好是坏，取决于中国政府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然后，他用一根手指指着我说，“或许也是为让印度人感到恐惧！”接着就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不过这种在严肃和谐谑之间的快速转换，让我有些困惑。达赖喇嘛在不可思议地无我的同时，却又的确是一位影响世界历史的人物，通过接下来几个月的近距离接触，我发现这一点让人感觉不安、困惑和怀疑，但也会心生崇敬。在他身上体现着一种古老的精神与哲学传统。这种传统要求人们质疑个体的自我及其欲望，强调道德责任，而非政治与经济权利。与此同时，在一个由民族国家定义的世界里，他代表——也只能由他去代表，尽管有近来的那些声明——一个无国的人群，并去争取那些利益和权利。达赖喇嘛的一生可以看作是一场漫长而英勇的努力，誓要化解他的两个身份之间的矛盾：一个虔诚的僧侣和一个勉强为之的政客。

原名“拉莫顿珠”(Lhamo Dhondup)的达赖喇嘛出生在藏区东北的安多地区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他两岁的时候，寻访灵童的僧侣认定他为不久前圆寂的第13世达赖喇嘛转世。他离开了泥坯和石块建造的房子，来到布达拉宫，当解放军攻入西藏时，他只算是刚刚开始全面接掌政治权力。

据估计，在50、60年代有数十万藏人被杀，共产党摧毁藏人寺庙和修院的残暴程度，据说堪比如今反对宗教偶像的激进伊斯兰教徒。然而达赖喇嘛似乎全然没有因此自怨自艾——也就是让当下领土、资源和尊严之争愈演愈烈的那种受害者的感觉。

事实上，你本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有着圣洁宽仁之心的完人，但他却在强调自己的平凡。“我跟大家一样是个普通人，”在去年的许多公开场合，我多次听到他这么说。他对我说，佛教致力于从实践的角度去探研人心，但藏人在这个目标上覆盖了太多的迷信。他说藏人相信他“有某种魔力”，“胡扯！”他大喝道。“如果我是一个在世的神灵，为什么连自己膝盖的毛病都治不好。”

去年12月在罗马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上，他也说了类似的话，宣称自己没有超自然的能力。据《新闻周刊》(Newsweek)报道，当时罗马前任市长问他如何倒时差，达赖喇嘛给了一个无关宗教的坦率解释。他说他可以控制自己的意识，睡个好觉（他晚上七点睡觉，凌晨3点起床冥想）。所以“在世界各地旅行，变换时差不成问题，”他接着说，“但肠道的蠕动不由我做主。不过，托您的福，今早刚过7点，就排泄一空。所以我现在感觉很舒服。”

达赖喇嘛会竭力和他的聆听者建立一种亲密感，通常是以激励或打趣他们的方式。去年秋天，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面对40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发表演讲，谈论世俗伦理，头上戴着该校的桔色帽子（他经常戴古怪的帽子，用以显示自己的不拘礼节）。他常常在谈话中途突然大笑起来，但观众往往不适应这种在欢乐和慎思状态之间的迅速转换，大部分都还一脸严肃地望着他。

当一个学生问到达赖喇嘛，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全场进入严肃、寂静的气氛之中。达赖喇嘛似乎仔细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用他那一字一顿的男中音朗声道：

“钱！”

“性！”

听众被他有意的停顿误导，又一次没跟上达赖喇嘛的节奏，而他已经仰头，又一次开始长笑。在被问到他对投资银行有什么看法时，他再次道出他最喜欢说的三个字，“我不懂”。他说，要回答这个问题，他必须到投资银行工作一年。然后，做了刚刚好的一个停顿，他接着说，“还要拿着高薪！”

面对各式各样的听众——无神论者、穆斯林、对冲基金经理、印度农民、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和左翼活动人士——达赖喇嘛无意折衷自己的观点。他经常会面对美国的保守派听众讲，“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确是，至少在他那些指责不平等的言论中如此）。他还曾宣称自己是一名圣战份子，每天都在和“破坏性情绪”作斗争。今年2月，他在华盛顿的一番讲话让一群美国穆斯林听得目瞪口呆，他先是说“乔治·布什(George Bus)是我的朋友”，然后透露，在911事件发生后，他立刻给布什写了信，请求他做出有分寸的回应，之后指责他延长了这个暴力循环的周期。

达赖喇嘛失去了祖国，流亡异乡，这让你觉得他会有一种众人皆知的人类情绪，而不是他无尽的和解言论：西藏依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天的敌人是明天的朋友；所有的存在都有密切的关联；以及其他属于他的“世俗伦理”的训诫。尽管你肯定不会把达赖喇嘛和中国人对他的描述——让人印象深刻的有，一名官僚说他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等同起来，但就算是同意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的观点，认为达赖喇嘛“是认真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政治谈判者，他是失败的。

达赖喇嘛的妥协意愿没有换来中国政府的更多让步。可能由于藏区价值太高——矿藏丰富（铜、锌、铁矿），还有好几处核弹基地，所以中国政府不愿拿它和一名无权无势的和尚做交易。因为无法获得印度公民身份，流亡藏人星流云散，从位于印度的大本营前往欧洲和北美地区。一些成员长期指责达赖喇嘛进行妥协，接受成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而不是争取完全独立，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公开表示放弃了这一要求。之后产生了更多激进教派纷争。如今，达赖喇嘛所到之处，都会有抗议者大声呼喊，“假达赖喇嘛，别再骗人了！”他们属于国际雄登社区(International Shugden Community)，这个藏传佛教教派指责达赖喇嘛排斥多杰雄登(Dorje Shugden)信仰，更奇怪的是，他们还指控达赖喇嘛是一名穆斯林。

尽管达赖喇嘛表示愿意勉强接受让西藏成为中国一个“真正的自治区”——在制定可以影响其教育、宗教、环境和人口构成的政策方面，给予西藏人更大权利，但这无法让中国人相信他不是“分裂主义分子”。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在2001年重启的正式对话，在2010年无果而终。非正式对话还在继续，主要是关于达赖喇嘛所说的自己要到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进行的朝圣之旅。各界藏人普遍希望这次访问可以为达赖喇嘛永远返回西藏铺平道路。“噶伦堡的面条商人”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长期在达赖喇嘛和中国领导层之间扮演密使角色，他在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段详细描述了他和弟弟的一次会面，后者当时要他保重身体。“我们必须一起回家乡，”达赖喇嘛说。不过，看起来中国似乎更有可能会等待达赖喇嘛在流亡中死去，而不是冒着政治风险让他回到西藏。

(请继续关注未来一周内《纽约时报》的达赖喇嘛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