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 2019-06-15 5:04 AM 标签: 毕平, 六四, 六四屠杀, 八九民运 【大纪元2019年06月15日讯】“六四”是指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后，一方面，是以学生为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起，包括以绝食方式和平抗议的民主运动(简称八九学运或八九民运)，另一方面，是中共政权在天安门广场及附近，以军事暴力镇压，以至屠杀学生(简称六四屠杀) 的事件。 “六四”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敏感词或禁忌词。中共政权在过去三十年来，可以说是全面封锁了人们公开讨论或甚至提及“六四”的渠道。当今在中国大陆，很多年靑人对这一段历史一无所知，很多年纪较大的人，为了不失掉职位、不被处罚、或甚至不被判入狱，都自律不敢提及“六四”。 根据多方面报导，包括中共内部文件中的数字，六四屠杀有超过一万人(10,454)被杀、近三万人(28,796)受伤。当年，在看到中共军队用坦克车、机关枪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热血靑年和市民时，人们都感到震惊、感到愤怒。当时亲中的香港《文汇报》在头版，用开天窗四个大字表达了大家的悲愤：“痛心疾首”！ 在“六四”发生后，当时的中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当年六月六日的新闻公布会上说：军队和地方人员的死亡数字有300人左右，北京各所大学的学生死了23人。但是，他在六月十七日对美国一电视台NBC则改口表示: “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中，一枪未发、兵不血刃，广场没死一个人。” 在这之后，在面对国内外众多目击六四屠城见证人的指证下，中共政权不再直接否认。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说：因为解放军没有橡皮子弹，所以才用了实弹对付学生，间接承认了六四屠杀。但接着，中共就开始了全力掩盖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历史事实。 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也是前中共党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三十周年。事实上，三十年前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逝世就是六四事件的导火线。胡耀邦生前是领导改革开放的主力，在八十年代他实行了解放思想、用实践检验真理等政策，并坚定不移地平反了毛泽东时代造成的十几万的冤、假、错案。他的政策，极受民众支持，并因而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变化。所以，他的去世引发了全中国各地人们对他的深切哀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以学生为主的群众自发举行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并由此逐暂演变成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继而提出了反贪污、反官倒、支时政治改革包括民主、自由的要求。可以说，胡耀邦实行的很多开明政策，是与后来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分不开的。 今年四月中，胡耀邦的亲属包括他的儿子胡德平、胡德华及多位前下属举行了私人追悼会。至于为什么当局至今低调处理胡耀邦逝世三十周纪念，其中一位参与者认为：原因很简单，那不就是“六四”吗？” 中共当年的另一名颌导人，是继胡耀邦被迫退休后接任中共总书记及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他当年五月十九曰曾亲自到天安门广场慰问正在绝食的学生们，对他们说: “同学们，对不起，我来晚了”，并劝学生们停止绝食，不要伤害身体。就是因为他表示同情学生们的和平请愿行动，赵紫阳因而被迫下台，并被软禁长达十五年，直至他在二ＯＯ五年去世。作为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们的行动，充分表明了学生们的和平请愿行动，绝对不是如中共宣称的所谓“动乱”、或“暴乱”。但是，正如胡耀邦一样，在今年六四事件三十周年际，当局更严加监控亲友祭奠赵紫阳。 除了胡耀邦、赵紫阳之外，当年五月二十日在北京实施戒严后，中共第三十八集团军的军长徐勤先少将，就曾拒绝进京军事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及市民。他因而受到军事法庭审讯，在审讯期间，他向法庭说：“人民的军队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玷污这历史。”徐勤先少将最终被判刑五年，他拒不认罪，也没有推缷责任，他说：“宁被杀头，也不做历史的罪人。” 同上述几名前国家颌导人不一样，当年为掩盖六四屠杀而撒谎的、原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最近去逝了。袁木的妻子王鹤曾向人表示: 袁木当年说的是: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她大概是为了替他先夫清名，但更可能的是，她的说法是与事实相符的。所以，中共当局下令撤消袁木治丧小组发的袁木讣告，并要求袁家低调办丧事，是为免人们因袁木而联想到“六四”？ 虽然中共这三十年来千方百计、全面掩盖了“六四屠杀”和“八九民运”的历史事实，企图将这一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但是，人民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 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天安门母亲”，那是六四屠杀死难者家属丁子霖、尤维洁、张先玲等人发起的，联同一群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遇害者的母亲或亲属组成的群体。“天安门母亲”包括了二百多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这一群体及其成员常受到中共有关当局的阻挠与刁难，包括不可公开悼念“六四”遇害亲人等。丁子霖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八九年六月三曰晚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被枪杀死。她们三十年来一直呼吁当局彻查及公布“六四”惨案真相及向死伤者家属公开道歉。在今年三月十五曰，天安门母亲群体发出六四三十周年祭文，目的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其中说: “30年过去了，惨案未昭雪，公道今安在？”指出中共当局卑劣怯懦地编造历史，希望大家忘记在中国大地上发生过的这个惨案。中共希望“六四”被淡忘， 这三十年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群体及个人，不停地以直接、或以象征式间接纪念六四和八九民运。他(她)们的名字大多数都不为人所知，但他们为继承六四精神而坚持拒绝遗忘。 最近发生的“六四酒案”就是其中一例。二Ｏ一六年五月，成都的四位人士:复员军人符海陆、设计师罗富誉、维权人士张隽勇以及八九学运领袖陈卫的弟弟陈兵，制作了一款纪念酒，瓶身设计标写“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铭记八酒六四”，并在网上销售。他们在当年五月底开始被刑扣，并以莫须有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但在被囚三年多后，直至今年四月“六四”三十周年，才以同样是莫须有的“寻衅滋事”定罪，并于今年四月一日及四曰，分别被判监三年半。在判刑前，四位人土之一的罗富誉的妻子发表声明说：“三十年前那场流血的罪将面对历史的审判。…掩盖了那段历史，国就破了三十年，为了纪念那份情结，家就亡了三年。” 成都四君子只是在酒瓶上标写“ 铭记八酒六四”等字样，就被重判。中共为何这样害怕人们提及“六四”? 笔者认为，中共当时的及现今的领导人相信，中国人民是能辨别是非的，镇压学生运动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他们非常害怕“六四”真相被公布出来，这也就是中共现政权如此害怕人们提及“六四”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周行 北京——在中国，天安门大屠杀不会在任何教科书中出现，不会在任何电视频道播放，也不会有任何纪念碑。但30年过去了，那个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潜意识里依然栩栩如生。这是为什么呢？ 1994年该事件的五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不久，我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此后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在这里，人们用两个简单的数字指代这一事件：“六四”，也就是1989年6月4日镇压发生的日子。前一天深夜和当天凌晨，政府的士兵开着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荷枪实弹地进入了北京市中心。他们的目标是天安门广场，和平的抗议者已占据广场近两个月了，表达出许多人对更加开放社会的希望。 从那以后，政府一直在想尽办法让“六四”这个日子不复存在。每年，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的一两个月里，政府会围捕异见人士，骚扰遇难者家属，让记者保持沉默，并派兵镇守街头。如果不得不解释其1989年立场的话，政府会争辩说，那些学生是激进分子，必须清除出场，所有暴力都是由他们或他们的保护者挑起的，他们袭击了士兵，烧毁了坦克，制造了混乱。 当然，这是一个典型的指责受害者的论点——几乎不可信，而且有点令人厌恶。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成为固定的说法。正如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在2014年发表的《失忆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这场大屠杀，在知道的人中，有些人认为那是令人遗憾、令人尴尬的异常情况——或许与一些美国人对1968年发生在南越美莱村的屠杀(the My Lai massacre)看法可能类似。 然而，人们对30年前北京那个晚上的记忆并没有消失。许多人感到愤慨：使用武装士兵是没有道理的，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会洗去那个鲁莽决定留下的污点，除非有某种形式的道歉或清算。 这种观点并不局限于少数异见人士或外国学者，想让中国难堪的人，或是那些不能让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人。那些认为靠武力来维持政权的政府不合法的中国民众，也在保持着天安门事件的记忆。 许多人在通过一种新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观点：非官方的历史。并非专业历史学家的人已经承担起责任，来保存这个国家的许多杀戮、饥荒、反抗和政府镇压的记忆——“六四”只是其中之一。这些人中有作家、电影制作人、诗人、艺术家、歌词作者，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社会的边缘创作，他们的作品出来后马上就被禁止，通常只能在国外展出或出版。还有些人没有完全离开主流，仍试图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想法，通常是通过社交媒体。 近年来，我写过一些这样的人，比如艺术家胡杰或学者艾晓明，他们制作了关于中国政治迫害的开拓性纪录片。其他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写关于政府征用农民土地，或中国受迫害的人权律师困难处境的文章，比如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和调查记者江雪。他们经常被删帖，被销号，但他们往往能设法建立新账号，继续传播他们的想法。 法国历史学家魏简(Sebastian Veg)在他的新书《民间：中国草根知识分子的兴起》(Minjian: The Rise of China’s Grassroots Intellectuals)中描述了这些21世纪的非专业活动人士。魏简展示了天安门事件如何导致了一个历史性的裂痕。在中国的各朝各代以及共产党执政的头40年，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定义总是相对于国家的，虽然他们有时勇敢地反对国家，但总是以某种方式依存于国家。 民间历史学家没有那么精英主义。他们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或受益于独立的智库或资助者，他们写地方上的故事或特定主题的文章：农民工、毛泽东时代的受害者、宗教迫害的对象、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用已故作家王小波的话，他们写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有想法的人得益于技术的帮助。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说过一句有名的俏皮话：试图控制互联网就像试图“把果冻钉在墙上”，但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互联网。然而，技术在记忆的持久性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胡杰和艾晓明用数码电影摄像机拍摄纪录片，这种花销他们负担得起，数码文件还可以上传到网上。这些片子在中国也许被屏蔽了，但据信有数千万中国人使用VPN软件绕过政府的网络控制，看到他们拍的纪录片。 更简单的技术也非常有效。《记忆》是一本独立的历史杂志，它以地下出版物的现代形式，就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发表范围广泛的文章。每期的文章被整理成一个PDF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朋友和支持者。这些人再通过电子邮件或微信之类的短信服务把文件转发出去。每期杂志都在海外网站上存档，中国国内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VPN访问这些网站。 至于天安门事件，草根历史学家廖亦武刚刚用英文出版了一本采访集，书名是《子弹和鸦片：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国的真实故事》(Bullets and Opium: Real-Life Stories of China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这本书对我们如何看待“六四”提出了挑战。（我写了序言。）虽然抗议活动通常被描绘成浪漫的学子进行的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但廖亦武告诉人们，做出最大牺牲的是北京的工人阶级：为了保护学生及其代表的事业，工人们站到了坦克前。 上周五，总部位于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New Century Press)发表了以前未发表过的绝密文件，是中共在大屠杀两周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的记录。文件显示了高层官员怎样对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俯首帖耳，许诺支持他使用武力、罢免温和派领导人赵紫阳的决定。 历史也是用最细微的动作书写的。每年春天，我都会去北京西郊的八宝山公墓，向两名“六四”大屠杀的受害者表示敬意：1989年6月3日至4日夜间被军队开枪打死的21岁的吴向东，以及六年后在悲痛中去世的父亲吴学汉。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我认识性格活泼的徐珏，她是向东的母亲、学汉的妻子。警察有时护送她去墓地，有时干脆试图阻止她前往。她通常会成功地来到墓地，并总会在她丈夫的墓前摆上27朵鲜花。 刻在学汉墓碑后面的四行诗像是一种密码，解释了他的死因和徐珏的习惯做法： “八枝马蹄莲 九朵黄菊花 六枝白郁金香 四朵红玫瑰” 八、九、六、四。年、月、日。1989年6月4日。 两年前，徐珏因癌症去世，享年77岁。在她去世后的两年里，每年我都去了墓地，我觉得应该有人来摆花。每次，那27多花都已经摆好了，整整齐齐地绑在一起。有人记得。总会有人记得。 |
六四事件为什么不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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